资深新闻工作者。90年代任驻英国记者，专职采访香港政权交接新闻。回港后长年从事国际、两岸新闻的报道和时事分析。
本文此前不断提到的“美国世纪”，最早出现在1941年3月号的《时代》（Time）杂志。该刊物出版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提出这个口号，旨在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为民主党罗斯福政府投身二战塑造民意基础。
奈伊对“美国世纪”的概括性描述是：“‘美国世纪’是二战之后的时期，在此期间，无论好坏，美国一直是主导全球事务的强权。”奈伊在此基础上发明了“软实力”概念，以论证“美国世纪”的可持续性。
美国“软实力”具有排他性
由于美国“软实力”的根本使命是要维持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强权”，它在本质上具有“排他性”、“对抗性”，甚至是配合着美国的枪枝文化等等，具有“暴力性”。它透过电影向世界传导暴力文化，透过社交媒体来鼓动他国无政府主义骚乱，同时向国内民众传输在这个乱世之下的美国文化优越性，以巩固联邦制度的团结。
作为国家意识型态的“上层建筑”，它穿着“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外衣，服务于冷战对抗，或文明冲突，无论是在冷战时期面对苏联、冷战后面对伊斯兰世界，或是当前面对中国，都没有展示出“文明对话”的意愿，且往往为战争提供“理论基础”。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部分知识精英阶层在中美文化交流的问题上存在误解，以为只要自身“软实力”提高了，社会艺术、文化生活丰富了，民间对外了解增加了，就会消除与美国的文化“隔阂”。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软实力”上升，既意味着美国“软实力”叙事权和优越性的削弱，从而威胁到“美国世纪”的延续，从而招致美国最终动用“硬实力”来打压。
“硬实力”对美国强权的作用
回到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奈伊在酝酿“软实力”这个名词时，显然也淡化了“硬实力”在美国走向全球单极霸权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历经越战失败后，美国内部对自身实力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在当时，连奈伊等长期与莫斯科有交往的华府“鸽派”，都没有料到苏联即将土崩瓦解。
换言之，“软实力”其实是奈伊视为美国在冷战中对苏联打持久战的一种手段。然而也正是在此时，美、苏两国间的“硬实力”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正逐步远离越战失利造成的内伤；而苏联却因为刚好打了长达9年的阿富汗战争，需要承受近在眼前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后果。
苏联在对阿富汗战争中损失惨重。（黑白资料图片）
在美、苏双方“硬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具分水岭意义的国际事件，就是在1990年8月至次年2月期间爆发的首次波斯湾战争。这是美国自1975年狼狈撤离越南战场后，发起的首次海外大规模战争。
美军在全球媒体直播的“软实力”辅助下，首次动用了“聪明炸弹”等一系列“硬实力”技术，以极微小的代价，对全副苏式装备的萨达姆军队实施了降维打击。美军在伊拉克战场上展示出的先进“硬实力”，深深震撼了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
美国在首次波斯湾战争展示其强大军事实力。（资料图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向硬实力屈服
对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来说，更为致命的是，美军在波斯湾战争中动用的军事技术，大部分是在1970年代中期，总结越战经验研发，苏联在短期内难以追上，这是导致戈尔巴乔夫由上台时的主张有限度改革，到后期决定快速向美国靠拢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美国“硬实力”的威慑性一直延续到1999年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战前讲了很多狠话，甚至一度令西方担忧北约的行动，可能导致俄罗斯出兵巴尔干半岛。但在最后时刻他脚软了，公开表明不会越雷池半步，结果任由北约轰炸南斯拉夫78天。此次事件令叶利钦在斯拉夫世界威信扫地，他在同年12月将总统权位交给了普京。
叶利钦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袖手旁观。（资料图片）
由此可见，美国在维持其冷战后单极强权的过程中，“软实力”只是“糖衣炮弹”，没有“硬实力”撑腰是不可能成事的。奈伊在论证“软实力”对“美国世纪”的作用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盲点。他于是在“软实力”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巧实力”（smart power）。
老布什成功运用“巧实力”
奈伊把首次波斯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总统的处理手法，形容为运用“巧实力”的典范。他称：“老布什成功将‘软实力’的合法性（legitimacy），与军事‘硬实力’结合起来。我后来将这套做法称为‘巧实力’。”
概括而言，老布什在决定出兵波斯湾前，在国内先寻求国会全面支持，在国际社会先倡导谈判，再获得联合国安理会认可，并争取阿拉伯联盟加入盟军阵营，既做到了出师有名，又展示了美国跃身全球单一超级强权的实力。
奈伊认为老布什在波斯湾战争中善用了“巧实力”。（资料图片）
奈伊的不幸在于，他诞生于欣欣向荣的“美国世纪”之初，却不料美国在冷战后仅仅维持了30年的单极强权地位，就开始走向衰落。在他离世之际，重返白宫的特朗普总统已透过“解放日关税战”的一连串“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操作，扬弃了奈伊的“软实力”，和“巧实力”，亦因此放弃了对延续“美国世纪”的执着。
奈伊生前曾不断强调中国领导层对“软实力”的兴趣，但他有可能高估了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影响力。正如本栏前文所述，奈伊当初发明“软实力”一词，是为了反驳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1980年代撰写的畅销书《帝国的兴衰》。
美国扬弃“软实力”与“巧实力”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向“西方取经”的过程来看，《帝国的兴衰》中提出的观点——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崛起和衰落的关键因素，显然更符合中国在改革开放头30年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大原则。
时至今日，中国在雄厚经济实力支持下，已经具备了向全球投射文化“软实力”的条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仅仅靠“软实力”，是不足以化解美国的各种极限施压。而北京一旦展示“硬实力”，又将必然在国际事务中产生各种利弊后果和影响。
最近，中国出口巴基斯坦的歼10C战机和霹雳15导弹，击落了印度六架战机。中国军事“硬实力”对全球安全格局的重塑，和对巴国的安全保障作用是明显的。但印度对华敌意上升也是可以预见的，此外还有很多外围因素需要考虑。
例如，法国阵风和俄制战机被击落，无疑会打击两国军备出口前景。就此而言，北京不仅重视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也希望在面对美国打压之际，与欧洲拉近距离；就算是印度，近期在关税战态度上的转趋强硬，也与中国立场一致。
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为求尽可能提升其对外政策的国际间认同，就有必要汲取美国自毁“巧实力”的教训，不仅要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用得“巧”，还要力求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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