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及荣休教授。
今年3月两会在北京举行后,内地及香港突然流行了一个新的名词——“新质生产力”。这个名词对我来说也是新的,在网上及印刷品中找寻其含义,有时也是愈看愈胡涂。想来还不如自己独立思考,替它定义,并从中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我会把这名词拆解为三个部分:“新”、“质”与“生产力”,每一部分在经济学中都有特殊意义,把三个部分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一种发展的策略。
先说“生产力”。在经济学中,我们惯用的概念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什么才是生产力或TFP的进步?假如某工厂或经济体今年与去年投入完全相同的生产要素(例如人力、资本、土地等),去年生产了100个单位的产品,今年却可生产110个单位,那么我们便说此工厂或经济体的TFP进步了10%,亦即其效率增长了10%。
觅新动力,化解“报酬递减律”
生产力会否每年都自动上升,从而产量自然而然增加?世界一般不会这么美好,生产力并不会无缘无故地进步。最接近自然而然的进步,来源可能是经济的积累。一批员工就算是不断地在做同一工作,久而久之,他们也会熟能生巧,生产效率自动进步。
欲提升生产效率,需要新的方法及意念。(AP)
但若要更有保证的进步,是要靠投资在科技及教育上,才能不断产生新的方法、新的意念,推动生产力。换言之,生产力是内生而不是无缘无故变化的,要看我们能投入多少资源去决定。
生产力的进步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曾多次作出一些定量估算,发现中国过去一段颇长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七成来自资本的高速积累,亦即中国人民愿意今天克己节俭,把45%左右的收入储蓄起来投资,以利未来的生产;另外的三成正是来自TFP的进步。至于劳动力,早已因人口停滞甚至下降,已不再是推动增长的动力。
上述的七成三成之分并非固定不变的。中国并不缺乏资金,外国的投资若不能带来新技术,对中国并无多大用处。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找寻新的动力去化解“报酬递减律”的影响,亦即当资金已很充裕时,新增的资金不会对生产量有太大帮助。这正如已有100条公路时,第101条的贡献会不如早期第一条公路的贡献。化解报酬递减律的不二法门,是不断寻找全新兼有足够利润的投资机会,使资金有出路。
创新+高质,善用颠覆性科技
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具挑战性。这便带来“新质生产力”中“新”与“质”的重要性。
研发创新科技,投资及人才皆很重要。(AP)
“新”是要我们不断有新的意念或方法,用以提高生产效率,效率提高后,投资后便更有赚到利润的把握。这需要创新科技,而创新科技需要有大量的投资、科研体制的合理设计及人才培训和成长,才可以得到的。对中国而言,这太重要了,这不单是因为美国发动的科技战而要中国挺身应战,更因为中国的资金额规模太大,全球第一。所以任何有价值的新科技出现后,其在中国所能得到的应用,亦即资金与科技的结合,都可能是规模巨大,对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试想一所只有微量资金的小公司,若无新的资金来源,就算有新科技出现,效果也有限。
“质”的重要性不亚于“新”。我把它解读为高质量,但也许更有意义的说法是要寻找并利用一些颠覆性、改变生产范式的科技,而这些科技同时也往往会摧毁旧科技或旧的生产方法。
与世界顶尖人才交流,激荡思想
举两个例子。现时电动车已因电池续航力的进步,而为汽车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德国、美国、日本等过去掌握了内燃机设计,把靠内燃机推动的汽车变成近乎完美,但现时更节能更环保的电动车出现,成本更低、效能更好,内燃机便成古董,没有前途,掌握内燃机技术的工程师及工人,其知识的价值很大程度被摧毁。
电动车的续航力不断进步,使燃油车的竞争力下降。(AP)
另一例子是内地盛行的流动电子支付系统,有了此种方便性几乎独步天下的新科技,一些新兴行业便自然被创造出来。很难想象,没有这些支付系统,美团外卖或高德叫车,甚至高铁订票等高效业务能够出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靠人才推动,而人才是否能出新意念,要靠他们的互相交流,思想激荡。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若能继续与世界顶尖人才交流,作用更大。
(本文原载于4月19日《香港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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