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前驻美记者。
《经济通》1994年在香港诞生，同年3月我离开香港前往纽约，出任《大公报》驻美首席记者。当年我的采访工作与《经济通》的报道重点可谓高度重合，中美贸易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大新闻，而对处于回归前过渡期的香港来说，美国国会每年延续对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MFN)，是关系到香港经济的大事，因为那时内地的很多产品都经香港输往美国，因此，有关MFN年度审批的双边磋商，是华盛顿与北京定期较力的“保留项目”，紧张、刺激并偶有悬念。当时，《经济通》不间断地报道中美经济界知名人士和政府主管官员的各种表态，持续跟进最新进展。我在太平洋另一边，除了报道美国高官的言行，还要经常与国会议员的助手沟通，了解国会山上“各路人马”的动态，特别关注点是美方提出的要价，因为那些年间，华盛顿时常利用审批MFN的“程序性动作”来制造议题，逼迫北京在非经济领域作出让步，例如批准个别在囚人士保外就医，甚至要求允许某人去美国治病，实际上这是将经贸领域的问题政治化，目的是满足美国国内某些势力的要求。因此，每年关于MFN审批的一番交涉，实质上都是白宫与中南海的正面交锋，远超出经济范畴，也就自然成为我们传媒人的工作重点。
翻查资料，1994年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总额只有387.9亿美元，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2023年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总额为4272.3亿美元）。那时美资银行、私募基金、保险公司还未在中国立足，美国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才刚刚开始，但中美关系的走势却令人对未来充满信心，主要是因为两国领导人都愿意积极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不像今天这样互相防范，将对方视为竞争对手。这种大环境上的差别，是30年来中美关系的最大变化。
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积极鼓励中国加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AP)
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影响中国的发展有较为明确的看法，他的立场也是美国社会精英对中国的主流看法。在国际政治领域，1990年后，东欧国家迅速摆脱前苏联的控制，从集权统治转向西方民主体制，并迅速引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克林顿和欧洲领导人均认为，中国有可能走同样的道路，因此他们积极鼓励中国加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希望透过与中国保持接触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期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催生出中产阶层。欧美国家那些年大量接收中国留学生，就是希望十年八年后这些留学生回国时，可以推动中国走向西式民主。在经济领域，当时正是全球化概念广为各国接受的年代，全球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重组刚刚出现，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中国制造业的兴起是多年后的事，而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中国的巨大市场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培养中国的消费市场可以为西方企业带来巨大利润。这方面的预期有一部分变成了现实，中国现在是欧洲奢侈品的主要市场，但在其他领域则未必。中国的都市白领曾经把开一辆德国大众(VW)在上海生产的桑塔纳轿车视作一种时尚，而今天的“天之骄子”当属国产EV（纯电动车）了，因为就性价比而言，简直无出其右，不仅是在中国，在被视为大众汽车“后院”的西欧诸国，中国产EV同样“技压群雄”，否则欧盟和美国就不会用贸易保护手段推出高关税，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入其市场。
我初到美国时，眼看着美国商店里的中国商品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好，一些服装和日常用品几乎全部来自中国。那时的中国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多数是欧美企业在华设厂生产，包括将部分落后的产能转移到中国。此后不久，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各项谈判便“进入快车道”，中美双边谈判虽然荆棘重重，但不断取得进展，最终双方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底达成协议，这是当年的最大新闻。我很有幸，作为驻美记者采访报道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中的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亲眼目睹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各方面增加接触的过程。这令我对中美关系如今面临脱勾的危险深感遗憾，而中美关系急剧转差，则始于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其后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进一步全面打压中国、诋毁中国，并在高科技领域加紧封锁中国，将两国关系带入冰封期。当然，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以及对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这一点亦不容忽视。如今，美国官方对中国的敌意已经超越了美国本身的范围，美国的一众西方盟友均与华盛顿统一立场，甚至北约也有往亚太地区扩张的倾向，这是30年来最出人意料的转变。
中美双方经过多轮磋商，最终在1999年底达成让中国加入WTO的协议。(AP)
30年来最大的变化：中美实力对比和国际地缘政治版图重划
过去30年中，美国保持了世界经济和军事第一强国的地位，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则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世界工厂，转变成已在个别领域占据世界领先位置的经济大国，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两国对于对方的看法，也与30年前大不相同，一些曾经居高临下看待中国的美国人后悔让中国加入WTO，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则不再仰视美国。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更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将这定位推销到欧洲，从而大体上形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围堵和限制，多少有些类似于1989年的情形，从而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中国官方称之为剥夺中国的“发展权”。这样下去，最终会让中国永远追不上西方国家，这是中国绝不会接受的。中美关系的整体环境，与当年我在美国工作时的友好氛围形成强烈反差。那些年，我作为香港记者，经常被美国民间机构邀请参加各种研讨会，以嘉宾身份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一些商界人士也希望透过我们向香港的投资人介绍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其中就包括现正在第三次竞选总统的特朗普。1995年前后的特朗普，还仅仅是个知名房地产商人，尚未进军电视界主持真人秀，也没宣布参政。他与商业伙伴合组了一个房地产开发财团，把纽约中央公园西南角的一座高层写字楼改造成酒店及酒店式公寓。他希望将改造后的豪华公寓卖给香港、中国内地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富豪，于是便透过纽约的公关公司联系东亚媒体在纽约的常驻记者去报道相关新闻，我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几位同行应邀去正在改造中的商业大楼见特朗普，听他推销这座尚未完工的豪华酒店和公寓（现在这座大楼名为特朗普酒店和大厦，即Trump Hotel and Tower）。与特朗普交谈之后，感觉他口才很好，为人也很热情，不愧是一位优秀的推销员，但那时我没想过他有朝一日会当总统。最近看他的电视上辩论，感觉尽管他推销的内容变了，但神态基本上没变，站在台上的依旧是当年那个口若悬河的酒店推销员。
尚未进军电视界及政坛的特朗普，是一个口才了得的房地产商人。(AP)
30年来风云变幻，香港几经沉浮惟愿景依旧
30年前《经济通》诞生时，香港还处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港英统治下的过渡期，离回归祖国尚有3年时间。当时没入外国籍、没有外国护照的香港人，外出用的旅行证件是CI或DI。经历过当年的我，如今对手中的特区护照尤其珍爱。还记得20多年前从纽约驾车沿87号州际公路(I-87)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探朋友，第一次用香港特区护照，经过美加边境时，加方官员还闹了个笑话。因为那位官员不熟悉香港的情况，做事也不够认真，看完我的特区护照，居然告诉我，没有加拿大签证不能进入加拿大。我回答说，用香港特区护照可以免签访问加拿大，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持有人需要办理签证。我提醒他仔细看看，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他再看一次，意识到可能是自己错了，但仍不知道应不应该放我入境，于是便打电话向上级请示，估计是上级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改口说“你可以走了”。就这样，我第一次用特区护照从美国路上口岸进入加拿大。我后来想到，持特区护照到加拿大的香港人，多数是搭飞机抵达温哥华或多伦多等大城市的国际机场，从那里入境加拿大，从美国驾车入境加拿大的香港人比较少，我应该算是最早一批持香港特区护照在北美自驾游的旅行者。
香港在回归后不久就遇上亚洲金融危机，最终凭无畏的精神击退大鳄。(AP)
临近九七，香港市道畅旺，楼价攀升，经济形势一片光明。但在回归后第二年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特首董建华领导的特区政府一上台就经历重大考验。好在香港人有不畏困难勇于打拼的基因，不仅成功击退国际金融大鳄的围攻，迅速恢复元气，而且顺利迈入新时期。
几年后非典来临，香港再度面临重大危机。好在当时已经有互联网，尽管我人在纽约，仍可以随时了解香港的最新状况。不幸的是从2003年7月1日开始，香港社会的政治矛盾被不断激化，直至发生激烈对抗的“占中事件”和“反修例事件”，使香港出现严重撕裂。
回归前，英国人管治香港；回归后，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对特别行政区的发展影响更大，先后出现过高高低低的各种变化，对这近30年的历史，我感触颇深。刚回归时，克林顿政府支持香港在美国的官方活动，允许香港特区政府在华盛顿的驻美经贸专员办事处和在纽约的经贸办事处购置专门的办公楼。我有幸参加了两处新楼启用的隆重仪式，并及时发出报道。那段时间，可以算是美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最好的时期。近年来，美国右翼政客试图用各种名目打压香港，为香港的发展制造障碍，美国国会近期接连通过多项议案，其中包括针对香港的具体法案，这更加体现出香港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而爱国爱港则是每个香港人应有的基本情怀。
经历了过去30年来各种风雨，香港人变得更坚强，更懂得应付挑战。(Shutterstock)
虽然有过各种天灾人祸，香港依然是东方之珠，“一国两制，繁荣稳定”依然是香港人的愿景。我和《经济通》一起经历过香港的昨天，所以格外珍惜香港的今天，更加期盼香港有蒸蒸日上的明天。世事无常，毋须过多回忆昨天的辉煌，应该尽力让明天更加漂亮。未来肯定会有疾风暴雨，所以我们更该挺起胸膛，迎难而上。过去30年来的各种变化和冲击，教会了我们如何生存、如何从动乱中恢复正常。即使中美对抗持续下去，国际环境带来更大压力，我们依然必须坚强，否则怎对得起“香港人”这个响亮称号？未来的30年将会跨越2047，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努力来建设好香港，保持繁荣稳定，防止“一国两制”走样。相信这一定能做到，因为我们是经历过各种风雨、不屈不挠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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