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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强

范强

资深新闻工作者。90年代任驻英国记者,专职采访香港政权交接新闻。回港后长年从事国际、两岸新闻的报道和时事分析。

从沙发到洗手间,咖啡店还能给什么?

2022-06-17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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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的时候在餐厅边饮斋啡边划手机,从一堆有关战争和经济衰退的“大新闻”中,冒出一则星巴克的“小风波”——这家一向重视企业与小区关系的咖啡馆,打算在美国分店谢绝对外开放洗手间。看完标题就知道议题会向哪边走:“没有了星巴克的洗手间,露宿者该怎么办?”



星巴克美国分店计划谢绝对外开放洗手间(星巴克官网)


  我是在伦敦首次帮衬星巴克,粗略回忆了一下,应该是1990年代末期,地点好像是King's Road附近。上网查,果然,英国第一家星巴克分店就是于1998年,开设在伦敦King's Road。看来记忆没错,今天的事不记得,以前的事记得很清楚,说明我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年龄印记……
 
  而在1998年我尚算年轻,太阳升起之时消耗一杯摩卡、两小时后一杯卡布奇诺、两小时后再来一杯意式浓缩加冰,月亮升起之时换上两杯酒精类饮品是等闲事,除了偶尔因为咖啡因失眠,或是因为酒精作用“不知醒”外,不似得今时今日只能限死一杯,而且也只能是有限度地周旋于Long Black和Americano之间。
 
星巴克的沙发与《老友记》
 
  因为工作关系,我当时常去的咖啡馆大多散布在Embankment经查宁十字路,再穿越Covent Garden的沿途。远在King's Road的星巴克,应该是和一众朋辈周末专程去的,因为毕竟是一家新开的美式咖啡馆,颇能引起年轻族的好奇心,而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其实是很受新生代欢迎的。


  记得那是一家小店,角落处舒舒服服摆放了一张布艺的单人沙发,彷如走入了自家客厅。当时正好也是美国长命肥皂剧《老友记》(Friends)热播之时,剧中一众“劏房”男女,也常是围着场景中的一套沙发你来我往,闲话家常。我的直觉是,有人把《老友记》的场景搬到现实生活中了。



老友记少不了一张沙发(互联网)


  我还记得在某个星期天曾在St Jame's Park的草地上,阅读过一堆关于《老友记》的文化评论。其中一段写道,这套长命剧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后青春焦虑”。剧中所有主角都已经离开校园数年,很快就不能再视自己为“年轻”,但他们仍旧住在分租单位,无论是个人生活和事业都处于不明朗状态。
 
1998年的弯道超车梦
 
  美国剧情中的焦虑在英国也引起共鸣,就说明它已经成为跨大西洋的广泛社会现象。事实上,那个年代英美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或文学、影视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新生代即使是教育水平比父母更高,但在人生道路上却举步维艰。相较于父母在大学毕业数年后就能工作进入正轨、顺利购买物业、结婚生子,享受中产生活;他们却在大学毕业很多年后仍没有固定职业,仍住在分租单位,甚至在财政上仍需要父母的支持。
 
  尽管如此,1998年的大西洋两岸却仍然能维持乐观情绪,克林顿政府正在缔造美国史上最多的政府盈余,而欧盟亦即将推出欧元,地球村成为潮语,未来生机处处。身患“后青春焦虑”的年轻人走出自己的劏房,穿过因为室友懒于洗衣、洗碗而发出过期芝士般恶臭的共享空间,下楼来走进星巴克,只要运气好,你总还可以占用那张干净的沙发一个上午,饮三杯高糖咖啡,在这公共而又私人的空间梦想自己可以在未来哪个时刻弯道超车,把喋喋不休的父母扔出车窗。


  然后就是漫长而痛苦的幻灭过程。在美国,当华尔街十年后发生金融海啸时,很多借力银行杠杆而弯道超车,成功建立家园的男男女女,现在又在失业潮的打击下被重新赶回了汪洋大海。那段时日美国媒体作了不少专题报道:不少人被迫回到了父母家暂住,而在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流连失所的露宿者打破了人们的固化观念,他们不乏中产家庭后代,拥有专业技能,是大型科技公司工程师、金牌销售员、金融分析师、退伍军人。
 
星巴克的洗手间与露宿者
 
  历经“占领华尔街”、“美国优先”等等运动,到了2022年,也就是当年那些坐在星巴克沙发上做梦的年轻人已经到了为退休金烦恼的时候,《老友记》那种不时传出笑声的肥皂剧已经远去了,而围绕着星巴克的话题,也不再是那张舒适的沙发,而是它的洗手间要不要继续向公众开放。
 
  话题变得沉重,气氛不再那么友好,而星巴克创办人舒尔茨说得很婉转,他表示“日趋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令员工难以管理店面。为了客人和员工的安全,可能会改变对外开放洗手间的政策。究竟什么是“日趋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有前员工和知情者在报章留言称,一些露宿者在店外扎营,用店内设施洗浴,在地板上便溺,还殴打咖啡师。还有更难处理的问题,例如是在洗手间使用毒品及引伸的报警、召唤白车等等问题,已经成了在星巴克工作的主要困扰。



美国的露宿者问题恶化(互联网)


  从星巴克的沙发到洗手间,一家私企究竟能够解决多少社会问题?实际上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即使是在欧美以外的地区,我们亦一直是在某种文宣与话术中成长,把社会问题归咎于个人或是企业的选择结果;例如透过对各大企业或商场“公共空间”的文化吹捧,来偷换社会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对私人居住空间的需要;又例如把“草食男”、“少子化”、“啃老族”描绘成一种年轻人的个人选择,用各种“优雅”的话术,把就业不稳定和居住成本上升等新生代面对的困扰,不动声色地掩盖起来。
 
  在这个类似于某种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想国”,咖啡馆和快餐店担起了为露宿者提供洗手间和过夜之处的社会职能,而政府的职能则被转化成某种冗长而又毫无效果的立法和行政吵闹。直至咖啡馆里的客人和员工要开始提防露宿者闯入时,这个自由乌托邦的门窗显然已经在社会矛盾的冲击下出现裂痕,随时都可能传来玻璃破碎一地的巨响,及客人们不知所措的嚎叫。



一家咖啡馆可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星巴克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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