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前驻美记者。
中美两国元首一年来的首次会晤明天（美国时间15日）将在美国西岸旧金山举行，相信习近平与拜登会达成某些共识，令双边关系维持“止跌企稳”的势头，并向外界展示具体成果。北京高官近期已多次强调，中方不会“为了会晤而会晤”，领导人面对面交换意见应该达成具体成果，以利推动两国关系继续改善与发展。
很多外国媒体称“中美峰会将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年度会议的场外进行”，这显然是不懂得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性。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月1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4日至17日赴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另有中方消息披露，拜登向习近平发出了举行中美元首会晤的邀请，这不同于发给APEC所有成员领导人的会议邀请。然而正是由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3年将APEC年会“升级”，才为中美领导人当年的西雅图会晤创造了条件，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回顾这段历史，对掌握今天的中美关系大局很有帮助。
APEC“升级”30年，“保持接触”变成“战略围堵”
APEC在1989年成立之时，仅仅是亚太地区政府高官的一个定期交流机制，旨在促进彼此间的贸易与投资，每年年底的部长级会议由12个成员轮流担任东道主。两年后组织规模扩大，中国、中国香港、中华台北三个经济体加入。1993年11月美国在西岸城市西雅图主办APEC年会，克林顿总统提出将其升级，邀请各经济体领导人赴美参加非正式会议，共同商讨亚太地区更广泛的经贸议题。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创造机会举行中美元首峰会，进而改善双边关系。
当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商机处处，潜力巨大。但1989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和军事制裁，令美国企业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商界就此频频向刚上任的克林顿施压，要求他改变1989年以来实施的对华封锁政策。这给克林顿出了难题，因为在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曾严厉抨击老布什总统对中国太软弱，并且承诺他当选后会加强对华贸易制裁来促使中国尊重人权。竞选时的承诺令他无法迅速改变立场，更不可能主动寻求与中国领导人接触，但如果创造一个APEC领导人的聚会，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来西雅图参加会议，为中美元首面对面交流创造机会。
1993年11月采访首次APEC领导人会议的部分香港记者在西雅图合影，右四为本文作者。（照片由作者提供）
当时我去西雅图采访了这次峰会，见证了中美元首峰会如何改变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江泽民向克林顿阐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发展的看法，促请克林顿放弃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政策，以便与中国展开更多接触，令中美两国人民受益。克林顿当时对中国也抱有很大期望，西方舆论多年后称他“幼稚”。他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创造出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自由和法治的要求会带来政治上的改变，也就是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经警告过的“和平演变”。那个时期中国国内发生的变化令克林顿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共识，推动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美方开始为中美贸易与投资逐步松绑，同时积极推动中美贸易谈判，为美国企业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移除各种障碍，最终美国企业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1999年底，中美两国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双边协议，为中国最终加入WTO铺平了道路。
从西雅图到旧金山，APEC峰会召开了30次，而世界形势则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克林顿等美国政客当年的期望有一部分变成了现实，中国的确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消费主义也在青年一代中流行，但中国的政治体制丝毫没变，而且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让美国感到担忧。近年来，美国用出售武器、提供培训、联合军演等形式在亚太地区搞“小圈子”，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制造事端，形成围堵中国之势。同时还借“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之名，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并联手西方盟友一起阻止中国企业得到先进技术，拖慢中国这个“战略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逆全球化行为，恐怕是当年西雅图峰会的参与者无法想象的。
时过境迁，缺少互信难再出发
经过30年的风雨，中美关系又回到了起点，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形颇为相似。一方面是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国内的反华声音已成为政坛主流，与中国沾边的都是“有毒的”，每当出现有关中国的事件，政客的反应都是“宁左勿右”，年初国务卿布林肯借“气球事件”推迟访华行程便是典型事例。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也在上升，此类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在民众对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的反应中暴露无遗，有些人选边站队的基本原则似乎是几十年前的一句口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对中美关系的缓和也构成障碍。
拜登政府一边说不寻求与中国脱勾，另一边又不断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还出台新政策来阻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给中国企业和工人带来直接的伤害。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今年7月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1300个中国实体和个人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结果许多中国工人被迫失业，他们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两国高层缺乏互信，双边关系跌入低谷。官方近日宣布，从11月9日起，中美之间定期直飞客运航班由每周48班增加至每周70班，双方航空公司每周各运营35班。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班每周超过300班，目前还不到那时的四分之一。
明天的中美元首峰会或能达成多项共识，包括美方最关注的恢复中美两军对话；图为去年在巴厘岛进行的习拜会。(AP)
大选年变数多，拜登的承诺未必“靠谱”
尽管存在各种不利因素，但从中美高官最近的频繁会晤来看，中美元首峰会可能会达成多项共识，包括美方最关注的恢复中美两军对话。10月1日刚刚上任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日前写信给中国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希望恢复高层对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也表示，恢复两军之间的对话，对管控双边关系、避免误判至关重要，这将是峰会上的重要议题。
但对中方来说，台湾是中美之间最关键的问题。明年1月台湾将有领导人换届选举，拜登在相关问题上的言行以及美国对台售武之类的行动，将直接影响中美关系。预料在台湾、香港、新疆、南海等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峰会不太可能达成明显共识，但双方都会详细阐明立场，也就是划出底线。在金融、贸易、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毒品等其他领域，双方有可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中方的最低目标是在今天的基点上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美方的目标是力争今后一年内中美关系不出现意外或危机，以免影响拜登争取连任的选情。由于明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无论是在台湾问题或其他问题上，拜登今天做出的承诺或表达的立场都未必“靠谱”，今后几个月均有可能“变卦”，因为美国政客为了拉票，随时都会调整立场。所以，既要看中美峰会达成了哪些共识，更要看双方如何落实峰会的成果清单，否则在中美关系历史上，2024与2023一样，又会是蹉跎的一年，而且中美关系还未必能真正“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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